贾樟柯穿越村庄的时刻

文/贾樟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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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2月6日，第四届“琦君散文奖”颁奖典礼在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举办，贾樟柯作品《穿越乡村的时间》获得作品奖。在这篇一万余字的散文中，贾樟柯以2018年在山西吕梁举办的文学季为切入点，回忆了自己在故乡的岁月如自己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写作了第一行诗，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电影观，并谈及自己最喜欢的如余华等的作家作品。

《穿越乡村的时间》原刊于《十月》2019年第三期，由十月杂志社授权转载。

贾樟柯（右）在颁奖现场潘胜波 摄

在筹备文学季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调研，首先就是在我们吕梁，有没有条件来做文学活动？这个条件不是指硬件和交通的条件，现在咱们高速公路很发达，住宿条件各方面都很好，这个条件指的是文学的条件，就是读者的条件。当时我完全是怀着一个对于故乡的记忆来决策的，因为在我从出生、懂事到初中、高中成长的过程里——我是二十一岁离开了吕梁，在二十一年的生活里面，文学一直伴随着我，是我很重要的一个伙伴。每个年龄段当然有不同的阅读能力和经验，它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在那个年代，文学一直是我很重要的一个精神上的愉悦来源。同时，也是在老家，我写下了我的第一行诗，写出了我的第一个剧本。在那个年代，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有像我这样的有文学需求和冲动的年轻人，我相信今天一定也有很多年轻人会与文学相伴。

文学是什么呢？我觉得文学首先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事的一种表达，是我们生长的环境，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的家庭，我们居住的村庄、街道，我们周遭的亲戚朋友，我们自身的生命过程中遇到的非常多的问题，遇到的非常多的难忘时刻，它会让我们有某种心情、某种心事，文学就是这种心情的一个出口，它记录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特别是激励过我们心灵的那些事情。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说，文学都是我们的起点。

我今天主要是从事电影工作，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是什么呢？有的人问，电影是不是都是小说，改编的小说？电影史上有非常多精彩的电影，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比如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吴天明导演的《老井》，都是根据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是一个叙事的艺术，它有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塑造，和文学是相通的。但是更主要的，我觉得不是直接地去改编这些作品，而是说即使你从事的是绘画工作、音乐工作，或者说即使你从事的是电影工作，你的思维方法，其实它也是文学性的方法。

文学首先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思维能力，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充沛的阅读和频繁的写作，会提升我们思考的能力、思维的能力，只是未来的终端的出口不一样。而电影，比如说我们想要拍一段故事，或者说我们想拍某一种人，在酝酿的过程中，这个思维、思考的方法和文学是完全一致的。我在1998年拍我的第一个作品《小武》时，我就想拍一种新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时代在转变，社会在转型，过去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挑战。市场经济大潮冲击而来，传统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际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身处在这样一个改变中的人们，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人。就好像鲁迅先生去写阿Q，或者去写孔乙己一样，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个人物。那么对于我来说，在我生活的时代，我观察到了这样一个人物，我想写一个在县城里面无所事事的人，他可能从事一个古老的职业，而这个古老的职业在变革里面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一开始我想拍一个裁缝，或者拍一个厨师，大家知道裁缝也好、厨师也好，自古都有人吃饭穿衣。后来我拍了一个小偷，因为小偷他有很多道德的负担，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在这样的一个变革的时代里面，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会经历什么？整个构思的过程，其实它都是一个文学性的思维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于阅读和写作来说，并不一定说，文学是指向文学的，文学它是指向一切的，它是我们人的一种光辉，我们人只有在能够表达自己，能够理解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存处境讲述清楚的时候，我们的那种尊贵，人的那种光辉，它才能够发射出来。

我本人跟在座的很多同学一样，最初的阅读来自童年，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我的父亲是汾阳的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我父亲有一个特点，他特别喜欢古典文学，小时候家里不是那么富有，但是书架上会有一些书，大部分是古典文学的，唐诗宋词、《红楼梦》《水浒传》，我父亲他当然是一个当时的“现代人”，但是他自己并不是很喜欢外国文学，他非常喜欢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所以在我小的时候，还不识字，他就开始教我背唐诗。其实那个时候，我父亲教我的那些唐诗，我一句都不知道它在讲什么，但是小孩子就能记住。它完全是靠音律、靠节奏，靠那种韵律，比如说“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比如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六七岁的孩子你怎么能理解这么深的诗意呢？我父亲教我这些唐诗，也不是为了展示。今天很多家庭教孩子背唐诗，最主要的是家庭聚会的时候，要给亲友读一下，看看孩子很聪明，会背很多唐诗。我父亲就是那样一点一滴地教我，那是我最初的文字接触，我虽然不懂其诗意，但是语言的节奏、韵律埋在我心里面。

比如说很小的时候，有首唐诗教给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是不理解这种诗意的，背会了它之后，它作为音节存在于我的记忆里。我记得我在上小学时，四五年级的某一天，那个时候“文革”刚结束不久，我父亲正值壮年，我想，我父亲那天一定是因为某件工作上的事情，或者说家庭里的事情，心情不是很愉悦。那个时候汾阳的城墙还残留着很大一截，那个城墙就在西门外，站在城墙上，对面就是长途汽车站。那天我父亲就带着我爬了城墙，我们两个人上了城墙。我父亲平时跟我的话还挺多的，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告诉我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但那天上了城墙之后，父亲很沉默，他的沉默让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他一言不发。坐在这个土堆上——因为城墙的砖已经被拔了——坐在那个城墙上，看太阳在西边慢慢地往下降，我突然理解了那首诗，为何需要“驱车登古原”，我理解了我父亲。这就是阅读。我觉得，有时候你跟你自己读过的东西产生共鸣，不是在阅读的那一刹那，而是在很久以后。有一种文字，有那些文字的创造者，那些作家的一种精炼的文字，它们会告诉我们此刻的心情是什么，他帮助我们理解自我，理解我们自己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情感波动。那一句唐诗，让我在一个小孩子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情感，而这个情感它具有一种陌生化的感觉，所谓诗意，就在这样的陌生化里面产生了。

在这个城墙的下面，就是长途汽车站。汽车站的声音是我小时候最迷恋的，因为它有高音喇叭。那条运输线是从太原到军部的公路，是那个年代唯一的一条通往黄河的公路，非常繁忙。汾阳汽车站的客运非常密集，站在城墙上，或者在县城里面，经常能听到广播的声音：开往吴城、大武、军渡、佳县方向的几号班车马上要发车了。那个声音对我的成长很重要。这些地名对我来说，意味着远方。多年之后，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临县人，他以前是《中国新闻周刊》的主编，他也写小说。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他小的时候，他妈妈鼓励他，孩子你好好学习，这一学期你要是考好了，妈妈带你去大城市汾阳看一看。我们就笑，其实跟这个故事一样，我那个时候听到这些地名，我就在想，哪一天我能去远方，远方对我来说就是婺城、大武、军渡，这就是我心里面的远方。那个声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一直想描述那种声音，一直描述不出来。一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我看沈从文先生的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叫作《连长》，《连长》里面讲，驻扎在山寨里面的军人，他每天去一个女人家里闲坐，黄昏时分，远处军营里面的军号吹起来，吹起来之后，在风里面，军号的声音像被撕碎的棉絮，那些棉絮一片一片地、断断续续地飘过来，我觉得这个词语太准确了，这不就是我当时听到的长途汽车站报站名的声音的感觉吗？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心情，每个人都有心事，但是文学会让我们把这种心情跟心事记录下来，它会让我们经历的情感历程留下痕迹，甚至会让我们的情感历程清晰化，它可能并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事件的记忆，也不一定是对一个人全方位立体的认识和理解，它甚至就是这样一个无法言说的、我们没有文学能力的人能感受到，但是表达不出来的这样一种诗意的时刻，诗意的片刻，所以在文学里面，我一直享受到的是，我自己的情感、我自己的情绪，怎么样遭遇到别的作家的文学作品，并且产生一种共鸣，它反过来会帮助我理解自我。

早期的这种阅读一直持续到我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读小说，大家知道，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小说非常繁盛的年代，那个时候娱乐很少，除了看电影，可能就是打打台球，就没有别的娱乐了。文学就是那个年代的娱乐。我觉得在当下，文字阅读或者说整个文学的阅读是被妖魔化的，大家一说读小说、读书就觉得好累，好像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这个我是不能理解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阅读一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们先不说它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视野上的开阔，对于社会、对人性有怎么样的一个新的理解和认识，即使是打发时间、消遣，阅读也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事情，对我来说，阅读跟打游戏或者打一场篮球的愉悦感是没有区别的。只要翻开几页书读下去、读进去，你就能进入到那个无限宽阔的世界。我们说，每读一本书就是认识一个新的朋友，每读一本书都是和一个伟大的头脑在交流，我们既可以跟几千年前的孔子交流，我们也可以跟当下的作家交流，我们既可以跟中国的作家交流，我们也可以和马尔克斯交流，你会进入到一个特别多朋友的环境里面，去做精神上的交往。而阅读本身，可能越是对于生活条件欠发达的地方就越重要，说直白一点就是穷人家的孩子越需要阅读。当然，每一个人都需要阅读。

拿我举例子。在一个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对社会、对人的辨识能力是有限的，简单地说，我是没有反思精神、没有思考能力的，我觉得，我的转变是由一篇小说开始的，这篇小说就是我在初中的时候读到路遥先生的《人生》，那本小说当时非常风靡，说实话，他当时小说里写的世界，对一个初中生来说，有点遥远，但是小说就在同学之间传，而且那个年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书它是有一种交通渠道的。虽然我们学校没有图书馆，但是你会发现每天有各种各样的书在同学们手里流通。

前天余华老师在讲阅读的时候，他有同样的经验，他说他的手上经常会过手没头没尾的书，已经翻烂了，开头的那几页已经丢了，后面的几页也丢了，他说丢了前面几页没关系，因为故事随时可以进入，没有后面几页很痛苦，因为一直在想结尾是什么。他开玩笑说，因为丢了后面的几页，培养了他作家的想象力，他一直在想，这个故事是怎么结束的，这个人物最后怎么样了。这样没头没尾的书，在我的初中年代就开始流传了。

《人生》的故事写的是陕北，和我们吕梁这边隔河相望，社会环境非常相似。特别是其中有一点，他写到男主角的命运，男主角是山村里面的年轻人，非常有才华，但是他是农村户口，他后来到晋城是通过借调来从事他喜欢的文字工作，因为他没有城市户口，他最后还得回到农村。就是这样一篇小说，他为什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呢？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一个班的定员是四十五个同学，但是我们班差不多有六七十个同学，多出来的同学是哪里来的？都是从村子里借读的同学，这些借读的同学，他们来自农村。我本人是县城的，还是吃公粮的，他们都是从农村来的。那么小的孩子，最贪玩的时候，他们却非常地刻苦、非常地努力，可以说头悬梁、锥刺股，到下午下了课，点一个油灯，那个时候煤油灯还存在，或者点一支蜡烛，就在那里自习。我一开始对他们的刻苦特别不屑，我觉得在外面踢足球多好玩呀，去看录像多好玩，为何需要坐在这里去学习？但是看完《人生》，我明白一个道理，在那个年代，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特别是通过读书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是一个巨大的命运的转折。这里面存在着一种潜在的不合理，我以前从来就没想过，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但是通过这篇小说，我理解了我们熟视无睹的、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里面，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东西。我觉得就是透过这样一篇小说，它带给一个孩子小小的、反思的能力。今天我们已是逐渐地进入到“身份证年代”，这就是对过去的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个时代的改变，很多事情的改变，它虽然缓慢，但是它一定是从反思开始的。如果说社会上所存在的不足，或者说存在的不合理得不到理解和认识，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改变，而文学艺术家就是具有这样一种超前的观察能力和超前的感受能力的人。

有一句关于文学的名言：“文学就是人类的报信者。”作家是信使，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是通过作家、艺术家，当然也包括导演，用他们的感受力和表述能力，第一时间传达给大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因为我们应该得到我们自己的消息，古人讲“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往往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我们了解一切，这个不一定的。往往我们身在其中，反而是无法从一个系统性的角度去观察生活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写作者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要照顾好作家，聆听他们的声音，恰恰是在聆听我们自己的消息，这是文学对于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文学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如果说路遥的《人生》带给我一种反思的能力，同样是诗歌，不同人的诗歌，它带给我一个多角度观察事物的能力。

今年吕梁文学季的主题叫“从乡村出发的写作”，为何会起这个题目？因为正当其时，目前整个国家都在城市化，千万级的人口，城市慢慢的变大，农村人口流失很严重，从乡村出发的写作，这个乡村的概念，其实是针对于城市而言的。我们讲到乡土文学，过去在民国年间或者说在古代，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因为整个中国就是一个乡村，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乡村。就像贝多芬说的，世界就是一个田园。在贝多芬那个时代，世界是一个田园，无所谓城市和乡村。而近代工业化以后，一直到现在都快5G时代了，城市一直在发展。

前天格非老师说了一段话，他说在他们那一代人早期的经验里面，城市是陌生的，他们很不习惯城市，很不熟悉城市。而到了今天，乡村是一个很陌生的经验，人们很不了解乡村，很不关注乡村。但是乡村它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种建构我们中国人传统伦理的所在，我们的伦理，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生活小习惯，所有的一切都带有一种乡村的记忆。

我举一个例子，我非常喜欢旅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旅途里面有非常多的人，如果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件行李的话，每个人都有一件什么样的行李呢？这个行李里装的是乡村，装的是故乡，乡村和故乡是可以携带的，它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乡村，它更可能是心理意义、精神意义上的乡村，我们每一代人往上看二三代人，可能都是村里人，这种血液里的影响，带给我们观念，带给我们为人处世的方法，形成我们个体跟这样一个世界的关系、距离。所有这些东西，它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所以从乡村出发不仅仅是在讲乡村，而是由这个乡村原点扩散出来的整个的目前我们的精神环境。

同样是乡村经验，我的家庭里，我父亲是老师，我母亲是商场的售货员，我们家是没有土地的，但是我的姨妈，我的舅舅，我母亲那一边的亲戚都是村里的，都是农民。到麦收的时候，亲戚朋友都会去支援麦收。我记得我第一次割麦子就崩溃掉了，第一次割麦子就去了田间地头，我的表哥给了我一把镰刀，指着一望无际很漂亮的金黄的麦浪，就是诗歌里以及歌剧里经常歌颂的金色，他说：“这一片属于你，你要把它割掉。”我一下子就昏倒了，真的是挥汗如雨，非常绝望。割了很长时间，一抬头只是一个小角，面对你的还是一片金黄色。所以金黄色太充裕，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体验里，我们也可以读到不同的关于劳动的诗歌。我曾经读到过欧阳江河的一首诗，是写工人的，他说：“整个玻璃工厂是一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对这种劳作的辛苦，我们小时候有一句话，农民在做什么？是在修理地球。这是多绝望的一个词，修理，里面是一个地球，所以他说，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我们在过去听习惯了对劳动的讴歌，但是他对劳动本身的这种体肤之痛，有这样清晰的描述，我是很被打动的。后来，我又看到于坚的一首诗，于坚说：“劳动使他高于地面，但工具比他更高。高举着锄头，犹如高举着劳动的旗帜。”我觉得也对，人的这种劳作生生不息，他站在地平线上去耕作的时候，我们是高于地平线的，它让我们显得高大，同样是对劳动，我觉得这两首诗都写得非常准确，因为它是事物的一体两面。

通过关于劳动的诗歌，我形成了一种多角度理解的习惯，任何一件事情有它的阴面、阳面，同样对劳动，你可以去讴歌它，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类生活的基本活动，你也可以去写它的疲惫，因为它确实消耗了我们的精力，我们所讲的农业革命，就是将人困在土地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多角度的猜想。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我觉得我可以多角度地去理解事物，它教会我认识事物的时候，不是停留在一个面，不是停留在一个点，也就是说它让我们不固执。我们一直在讲视野，一直在讲宽阔的视野，这个视野是怎么来的？所谓的视野，就是不固定在一个固执的执念里面，去认为自己的观念就是世界的法则。不认为自己所理解的世界、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全部的世界。

余华有一篇小说叫《现实一种》，这个名字非常好。现实的一种，我们每个人只身处某一种现实。但是我们读了于坚的诗再读欧阳江河的诗，或者说读了欧阳江河的诗再读于坚的诗，我们就知道现实不止一种，我们了解的仅仅只是一种，但是它不止一种，我们大家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理解同样一个事物。

作为一个读者，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一开始写的欲望是不强的，写作本身并没那么强烈的诉求，但是通过长时间的阅读，再加上实际的生活感受，慢慢地会有一种写作的热情，你听到别人讲述他的个体体验、生命体验的时候，也会调度出你自己的一种生命体验。你也有埋在心里面的想法，即使是一个少年，少年不识愁滋味，那也是一种惆怅，也是会有想表达的时刻，通过阅读，阅读也是最初的写作训练，我们总是从读开始的，通过阅读，到高中的时候，我开始慢慢地转到写作。

我刚才讲，我在老家写下了第一行诗，而且写作也是很轻松的事情，读写都是很轻松的事情，不是单位领导逼你写材料，你抽了两包烟写不出来，那是考验你的写作能力。文学创作它是文学能力，是一种文学的畅快，一种文学的自由。

应该是高一的时候，夏天，有一天下了大雨。汾阳很奇怪，一到夏天下午两三点，有时候会下雨，下几分钟就停了，天就放晴了，太阳就出来了。有一场雨后，孩子淘气，我们汾阳中学旁边是汾阳县教育局，我们一个班的同学就跑到教育局，爬到楼顶去了，楼顶上有一本朦胧诗选，可能是被人落下的书，被雨刚打湿。那是我第一次读朦胧诗，我打开那本朦胧诗选之后，就被里面的诗句所吸引：“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包括顾城的、舒婷的，早期的朦胧诗诗人的作品都在里面。朦胧诗的得名，主要是因为公众看不懂，对于一个高一的学生来说，也看不懂，但是就觉得特别美，你会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因为它没有直白地告诉你一个道理，它带给我丰富的联想，我那时候就变成一个朦胧诗的爱好者、新诗的爱好者。我觉得对于这个小孩子来说，那时候已经是少年了。

对于一个成长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它让我开始对不确定性感兴趣，对“一言难尽”感兴趣，这样一个世界很多事情，当你无法描述的时候，可能你描述它的无法描述，本身就已经接近这个事物的状态。我们过去的教育，总是黑白分明，总是一清二楚，我们在中学学语文都要划分段落，都要总结中心思想，朦胧诗是很难这样去处理的，但是它写出了当下的一个感受，新诗的产生就是因为生活变化了，生活变化需要新的语言去描写出来，这样就有了新诗。读完这些诗之后，有一天我们上课，老师没有来，当时外面刮很大的风，我们班一共二三十个男生，男孩子就聚在一起聊天，我们就说我们成立一个诗社吧，然后就成立了一个叫“沙派”的诗社，因为当时外面在刮沙尘暴，男孩子觉得风沙是很浪漫、也很硬的东西，我们就开始写诗，每个人趴在那儿写了二十多首诗，有充沛的想要表达的愿望，我们二十多个写诗的同学里面，大部分没有谈过恋爱，但是那些诗里面大部分是情诗，可见那个年纪对爱情的憧憬有多强烈，所以诗也是我们想象的生活的一种可能性。

写完这些诗之后我们就要刻蜡版，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也没有打印机，我们是用那种蜡纸，拿一个铁笔，就是跟钢笔一样，前面是一个铁的尖，刻在蜡纸上油印，印出来之后装订，装订好之后发现参差不齐，又跑到汾阳的北大照相馆，那里有裁照片的刀，我们一本一本切好，我们那本诗集大概印数是六七十本，同学每人一本发下去，我们用这种方法出了两本诗集。那些诗歌的质量一塌糊涂，我连一行诗都记不住了，但是它是一个开始。我觉得对于写作来说，对于创作来说，我们的起步并不是指向于发布的，可能是指向我们的一种生理的需要——写作的冲动，它是一种生理需要。当我们一吐为快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它是一种释放，所以写作是很愉悦、很轻松的事情。

因为高中写了那么多歪诗，我的数学特别差，物理也很差，所以我后来选择读了文科，读了文科之后，我还是经常偷偷看小说写诗，所以就偏科发展，结果高考就没有考上，高考没有考上之后，那年夏天我读了另一本书，那一次的旅程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那一个年代我还没有去过太原，所以长途汽车站高音喇叭里面的婺城、大武、方山、柳林、临县，这些地名对我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远方。我高考结束之后，就一个人离开家，坐了一辆长途汽车，就在我们汾阳汽车站。我坐在车里面看汾阳县城在移动，逐渐地远离，熟悉的人一闪而过，逐渐地变成田野，向西而行。自汾阳而上，向吕梁而去，这样的一个旅行，这个旅程给我非常大的一种开阔。

很显然，我知道我考不上大学，考完我自己都没有去估分，我的志愿填的却是好大学，第一志愿北京大学，第二志愿什么什么大学，我填的全部都是好大学。我父亲很开心，说我儿子很有理想，其实我知道，我填什么都考不上，我就还不如填一个北京大学。这样我坐了那辆车。之前我也旅行过，比如说我中学的时候跳霹雳舞跳得特别好，因为跳霹雳舞跳得好，我们那儿有一个歌舞团找我去演出，我跟着人家演出旅行过；我父亲也会带我去太原旅行。一个人旅行要学会怎么去买票，没有人提醒你要看着，每一站别坐过了。结果我们坐的那个长途汽车它没有站，随时招手随时就停，如果读书是通过文字来理解世界的话，这种行走就是我们亲自用身体去触碰这样一个世界。车走着走着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上来一对母子，他们坐在车的引擎盖的那个地方，车继续往前面开，开着开着，突然那个孩子给人感觉有一点智障，那个孩子说，我要喝健力宝，我要喝健力宝。然后他妈就说，我给你拿健力宝。他们的声音足以让整个车厢听到，然后她就把健力宝打开，打开之后，旁边有一个大叔说你中奖了，打开瓶盖中奖了，然后那个母亲就不知道如何中奖，讨论半天，旁边一个人说，我给你五十块钱，你卖给我，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一百，然后有人花很高的价钱把健力宝罐买了。当他交易成功之后，那个有点傻的孩子，就是喝健力宝的那个人突然就变正常了，说：“停！”那辆车就停了，一帮人就下去了。最后买健力宝的那个人开始号啕大哭，因为他中圈套了。在这样的一个旅途里面，我看到这样的一个骗局。

车再往前行，我们到了一个大镇，那个时候的道路不是高速公路，是国道，旁边都是住宅，上来一个怀孕的妇女，很安静，家人搀着她，她捂着肚子坐在前面，车往前走，大概开到临县就下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要诞生了，一个孩子要出生了，这个母亲是在迎接她的新生儿。我顿时觉得非常圣洁，车又在往前开，上来一群人，他们都戴着黑纱，可能刚参加某一个亲戚的葬礼，他们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这一路就像一个电影，一个人物出场再退场，另外一个人物出场再退场。我们都在一辆行驶的车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自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感觉到某种开阔。这种开阔是什么呢？就是你开始意识到存在他者，存在他人，这些他者和他人你不跟他说一句话，但是这些他者和他人是和自己有关的，至少我们在同一辆车上，我们在往同一个方向驶去。

当你内心深处融入到这样一个人群里面，你认为你是人群里面的一个，你又能够观察到存在一个东西叫人群的时候，相应来说，人会有一种相对的开阔。多少年之后，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散文，这篇散文叫《高考之后，放虎归山》。前天我还在碛口朗诵了其中的一个片段，因为这是我至关重要的旅程，也可以说，这个旅程的本身就是我电影的事件。多少年之后，我可以拍电影，有能力拍电影，用电影的方法去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管写什么样的故事，我都在写那一辆开往吕梁的长途汽车，电影中的人物会换，就像窗口的这个位置可能一会儿是一个孕妇坐在那儿，一会儿是一个奔丧的人坐在那儿，一会儿是一个上学的少年坐在那儿，具体的人在变，但是那个车厢，我始终坐在那个车厢里面，它是我离不开的一种归属，离不开的一种精神世界，它成为我。

我这才讲到高中，不好意思。那就留着下次讲大学，我接着讲，还没有讲完。我觉得写作是这样的，创作是这样的，忠于自己的世界很重要，因为忠于自己的世界意味着它是忠于你自己，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出生环境，都有自己的成长过程，这样一个世界，不一定像我的一样。我出生在山西吕梁汾阳，我一直在拍山西，拍吕梁的故事就是忠于自己的世界。而你真的感兴趣什么，你在意什么样的人，如果你的精神世界里面，都是苏格拉底，都是尼采这样的人，这就是你的精神世界，你要忠于你的世界。如果你的世界是土地上的这样一些人，你也要忠于这样一个世界。只有忠于这样一个世界，我们才有所谓的真知。

我们讲真知灼见，真知是怎么来的？真知来自于真实的自我，整个阅读的过程也好、写作的过程也好，它是形成一个真实的、结实的自我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所讲的迷失、浮躁，这些时代的症候，可能只有通过形成一个清晰的、坚强的自我，你才能够抵御它，因为你知道了你是谁、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拿我自己举例子来说，我在读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个自我形成的阶段，因为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看电影一下子变得非常丰富，电影史上所有精彩的电影同时出现在你面前。那个时候我自己写的剧本，大部分是类型电影，我写过武侠片、写过警匪片，写过离奇古怪的故事，不是说这些故事不好。那个时代拍电影，那个年代的电影，银幕世界绝大多数都是那样的一个世界，你天然地觉得要塑造、要写那样的世界才是电影。但是1997年春节我回家，回了汾阳，那一年汾阳从县升到了县级市，变成了汾阳市，相对应的就是经济开始发展，我们那个主街道，两条街道是明代的建筑，我小的时候就在那儿玩，突然就拆掉了，整个世事变迁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之后我就写了一个剧本叫作《小武》，那个时代对我来说我不吐不快，更重要的是，我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们正在经历那样的一个巨大的改变，给所有人的生活带来了影响。为什么我自己没有心思再写古代了？我筹备一个古装片已经有十年时间，我没有拍。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觉得，当下的感受更重要，往往你内心真正有故事的时候，那是属于你自己的故事，说得严重一点，那才是性命攸关的事情，我们要先把性命攸关的这些事情讲出来，才能够让我们自我得到一种解放。

阅读和写作也会塑造我们的观察。最近几年，我在阅读里面，除了文学阅读之外，也开始大量地看地方志，我家里有汾阳县志，还有汾阳出的县志通讯，它会带给我非常多的信息，形成我的一种理解。比如说，过去我第一次知道洗衣机，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部纪录片叫《祖国风貌》，介绍上海生产出来的洗衣机，那绝对是一个天外来物，衣服不是我妈每天用搓衣板在洗吗，怎么还会有一个机器能帮助我们把衣服洗出来。我一直觉得洗衣机是20世纪80年代的产物，但是我看汾阳县志的时候了解到，汾阳第一代洗衣机是1921年有的，是汾阳医院从美国买回来的。它让我去了解这一段历史，包括我读的中学，汾阳中学是怎么来的，它跟赔款有什么关系，这些都特别有意思。我觉得阅读自我，就包括阅读地方志，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土地发生过什么很重要的事。

最后我想要讲我父亲的一个故事，这也是我觉得写作很重要的原因，或许也是我变成一个表达者的很重要的一个家庭原因。我父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才子，在我生长过程中，我们汾阳县，只要是我见过的人，跟我说过话的人，他都会有一句话：“你父亲特别有才。”我父亲写作特别厉害，但是我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写日记，我非常渴望了解那些日记，但是那些日记被我父亲烧掉了。大家都理解原因，他变成了一个不写作的人，是因为害怕，他变成了一个不愿意把文字留给这样一个世界的人。但是他让我们意识到写作有多重要，对我来说，我只能猜想我父亲的经历、我父亲的精神，没有文字，我不知道他具体经历了什么，小到一个个体的家庭，大到一个国家，我们十四亿人口这样的一个中国，我们经历了什么。它是需要文学的，它需要文学在，可能我们会留下一本历史书，这本历史书会写很多数据，比如我们写吕梁的GDP，2018年发展到了全省第几，它是一个数字，我们无法从中感受这个时代。但是文学不一样，电影不一样，它是细节，它是真实的细节，它是个案，它是个体的经验。只有这些，才能够让我们理解，我们经历过什么。为什么我说，我们经历过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所谓的记忆，就是我们的根。一个没有记忆的，一个写不出我们心情的民族，是没有根的民族。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到今天，是因为我们无论在如何极端的环境里，都有顽强的写作，都有顽强的艺术创造，把我们的记忆留下来，让我们的根更加扎实。脚下的土地，你踩的泥巴也要生花，写作让我们的精神经历有迹可循。让我们的后人，让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变成一个有根的人，而不是一个无根的人。

谢谢大家。